成癮的相反，是連結

一堂關於「人為何上癮」與減害心理治療的課堂札記

從一個被污名綁架的詞說起

我們的社會很習慣把一個用藥的人叫做「毒蟲」。這兩個字裡沒有故事，也沒有處境，只有一個被劃出正常人之外的身影。可是每當我坐在服務對象面前，聽見的從來不是「一隻蟲」的自白，而是一個人如何在痛苦、空虛與孤單裡，摸索著某種活下去的方式。

這學期的專題課，我想帶學生們一起把「毒蟲」這個詞拆開來，還原成一個一個具體的人。第一堂正式的討論，我們談的正是那個最根本、卻最容易被草率回答的問題：人，為什麼會上癮？

要回答它，得先弄清楚我們在談什麼。「成癮」在今天多半指的是：對某種物質或行為——藥物、酒精、菸、賭博、網路遊戲、乃至性與手機——產生了失控的依賴，明知造成困境仍難以停下。有趣的是，addiction 這個字源自拉丁文 addicere，最初並不帶惡意，反而接近「習慣性的投入、熱衷」；在莎士比亞的年代，它甚至可以形容一個人對某件事的專注與熱情。要到二十世紀初，它才逐漸被塗上病理學的顏色。詞義的變遷本身，就是一部社會如何看待「沉迷」的歷史。

不是意志薄弱，而是多重困境下的適應

過去，人們把成癮歸咎於意志薄弱、道德敗壞，是一種個人的失敗。後來，疾病模式登場，把成癮理解為大腦獎賞迴路與多巴胺系統出了狀況的生理疾病;精神分析看見了它與早年發展、未被處理的情感創傷之間的牽連;行為與認知取向則指出習得的強化、扭曲的信念與拙劣的壓力因應;社會學與文化的視角，把鏡頭拉遠，照見了孤立、缺乏支持、經濟困境與現實挫敗。若再拉到更宏觀的歷史與政治經濟——從鴉片戰爭到各種成癮物質隨地下經濟起落的軌跡——我們會發現，成癮從來不只是個人的事，它也和殖民、稅收、產業利益與社會控制糾纏在一起。

把這些視角疊在一起，我更願意這樣理解成癮：它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，而是生理、心理、社會、創傷、環境、經濟與歷史多重因素交織下的一種「適應失調」。在極度的痛苦或失連狀態裡，成癮行為，往往是當事人在那個當下所能找到的、最靠近「活下去」的方式。心理學家愛麗絲·米勒說得好：成癮是一種訊號、一種語言，背後藏著未被看見的痛。

不過，我也想提醒一種相反的過度簡化。這幾年我們學會了用「創傷」去理解成癮，這是進步;但若把每一次用藥都預設為創傷的產物，反而是另一種傲慢。有人使用物質、沉迷某種行為，就只是因為它確實帶來了快樂、放鬆、慰藉或陪伴——它有用。課堂上有人談起自己曾深深著迷於網路遊戲，那份愉悅並不全是為了逃避什麼，它本身就是好玩的。承認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當我們面對服務對象時，比起追問「你為什麼會成癮」，更該誠實地問：「它帶給了你什麼？幫你解決了什麼?在你的生活裡，它扮演著什麼角色?」

那麼，快樂本身有錯嗎？我想關鍵從來不在快樂，而在於——這份追求是否已經失控，是否開始外溢成傷害。一個能自律完成本分的人偶爾沉浸於某種嗜好，未必是問題;但當它開始侵蝕課業、掏空存款、撕裂家庭與人際，甚至讓一個人的快樂建立在另一個人的痛苦之上,那就需要認真評估了。評估成癮，不能只問當事人快不快樂，還要看它對家庭、工作、安全與關係的連帶影響。

從「非戒即用」到一道光譜

課堂的後半，我們讀《減害心理治療》的第一章。要理解減害，得先看它在對話的是什麼。

長久以來，主流的疾病治療模式把成癮者視為無法自控的病人，治療目標是終身戒除,戒酒無名會與十二步驟是它的典型。它救過很多人，但也有它的僵硬:容易把世界切成「毒蟲／正常人」的二元，容易忽略一個人的心理、社會與靈性,對只是好奇嘗試的年輕人、或同時有精神疾患的雙重診斷者，一味堅持戒除,反而容易激起抗拒。另一種適應治療模式把成癮看作對心理痛苦與生命困境的補償,鼓勵自我探索,卻有時過度鑽進內在議題,而輕看了物質本身實實在在的生理作用。

減害心理治療走的是第三條路。它以個案為中心，與當事人一起設定目標;它不把「完全戒除」當成唯一的前提，而是務實地降低門檻、減少傷害、維持生活品質與安全。它最溫柔也最顛覆的地方在於:目標甚至未必是「用得比較少」,也可以是用得比較不那麼危險——少一點感染、少一點衝突、少一點失控與犯罪、少一點對家人的傷害。

要走這條路，得先放下「非戒即用」的二分,把用藥想像成一道光譜:從好奇的初嘗、社交場合的使用、辛苦一週後對自己的犒賞，到情境裡的放縱、因壓力與失落而失序的濫用，再到不顧後果、甚至帶著解離的使用。同一種物質，在光譜上的不同位置，意義天差地別。所以臨床上的評估，得細看使用的頻率、劑量與時間尺度,看使用前、中、後的情緒與行為,看動機、情境、同伴與後果,也看一個人的疾病史、用藥史與治療史。而這一切,只有在一段全然接納、不加評價的關係裡才聽得見。

我印象很深的一種情境是:如果治療者一心只盯著「把藥量壓下來」,當事人感受到的往往是拒絕,於是把門關上。減害的功夫，是先聽懂他為什麼需要,再談怎麼一起走。曾經有一位服務對象,用藥之後,他生活中的某些功能反而運作得更順;對他而言，那份實實在在的酬賞,遠大於驗尿或家人反對所帶來的壓力。這提醒我:傷害是什麼，不能只由工作者、制度或專家單方面定義。我們得先理解他心裡那本權衡的帳。

制度的弔詭

談成癮，繞不開制度,而制度裡藏著許多說不通的地方。

這些年因為毒駕等公共安全事件，法規愈趨嚴厲,這和我們一邊在推的「去污名、去刑罰化」形成了拉扯:疾病化的路，會不會又悄悄走回刑罰化?又例如,有人主張吸菸與吸毒相連,要求戒癮者連菸一起戒;立意或許良善,卻可能過度簡化,也在無形中墊高了服務的門檻,把人擋在門外。

更深一層的弔詭，是我們對菸與毒的雙重標準。全球因吸菸與二手菸相關疾病而死的人數,遠遠超過許多非法毒品的過量死亡,可是菸草並未被全面禁止——因為它背後有龐大的產業與稅收。菸害的威脅感之所以低，也因為它不是立即顯現的。我曾在團體裡看過一位下定決心要為健康而戒菸的朋友，休息時看見別人吞雲吐霧,終究因為那份難耐的空虛,選擇了此刻的一根菸。這讓我明白:「健康」不必然是每一個人心中最優先的價值。人不是全然理性的動物,即使清楚知道某件事不好,也可能為了口腹、為了情感的記憶、為了當下的慰藉而去做。硬是壓抑人性的需求，通常無效——人會發展出別的辦法,來餵養自己內在的匱乏。

我也曾在地方毒品防治的審查工作裡，看見 KPI 如何主導一切:通報幾次、評了幾分、書面績效漂不漂亮。當數字成了目的，工作者被迫去鑽研話術、去把服務描述說得盡量豐滿,而真正費工的個案追蹤、家庭支持與長期陪伴,反而不容易被看見。更麻煩的是官僚體系裡的責任切割:把成癮當醫療問題，責任就丟給醫療;當司法問題，就推給法務;一旦牽涉家庭與社會支持，各單位又都覺得不是自己的主責。我們用什麼典範去想像成癮，就決定了資源會流向哪裡——也決定了跨領域整合的服務，能不能真的長出來。

服務與需求之間，也常有一道縫。我看過為青少年精心設計、內容紮實的探索性團體，成效卻不如預期。問題往往不在活動不好，而在於:很多方案是為「想要的人」設計的，卻要求「需要、但此刻沒有意願的人」來參加。當服務與服務對象「通不了電」,對方感受不到意義,自然不會產生行動的力氣。而工作者投入了大量心力卻看不見改變,那份挫敗有時足以把人磨到離職。我逐漸體會,工作者的受傷，很多時候來自「太急著幫忙」——在還沒建立起真正的連結之前。

老鼠樂園，與越戰返鄉的士兵

課堂尾聲，我們看了一段影片，主題是那句愈來愈為人所知的話:成癮的相反，不是戒斷，是連結。

它挑戰了一個我們習以為常的直覺——「成癮純粹來自化學物質的鉤子」。醫院裡的病人使用高純度的止痛藥,卻極少因此成癮;差別在哪裡?差別在環境與脈絡。經典的「老鼠樂園」實驗說得最清楚:一隻被單獨關在籠子裡的老鼠，容易沉迷於摻了藥的水，甚至用到死;可是當牠身處一個有同伴、有玩具、有空間、有交配機會的「樂園」裡,牠幾乎不去碰那瓶藥水。關鍵不在化學物質,而在於這隻老鼠身處的,是牢籠，還是樂園。

越戰的例子更令人深思。戰爭期間,大量美軍士兵使用海洛因;然而戰後返鄉,絕大多數人竟自然而然地停了下來,既沒經過戒治，也沒出現想像中嚴重的戒斷。當一個人離開了那個孤立、壓迫與恐懼的戰場,回到有家人、有朋友、有意義的生活裡,對藥物的依賴，就可能自己鬆開。

人有連結的基本需求。當我們無法與人、與社群、與工作、與意義建立起健康的連結時,便可能轉而去和毒品、賭博、色情或手機,建立一種替代性的連結。從這個角度看,\成癮，其實是一場更大的「失連危機」的症狀。

那麼，過去近一個世紀的反毒戰爭做了什麼?它常常把成癮者驅逐出社會，讓他更難找到工作、更難得到支持，甚至把他關進監獄——結果是更深的孤立。連我們自以為在幫忙的制度，有時也在製造反效果:強制驗尿,本意是協助復元,卻可能讓人為了過關而短暫停用、過關之後用得更凶、並學會用更多的謊言去應付制度;到頭來，工作者的目標變成了「完成 KPI」,而不是「理解並陪伴一個人去面對他的難題」。我們總期待速食式的解方——更嚴的法律、國外的專家、更快的方案、單一的技術;但成癮的複雜，容不下這種簡化。

復元，是一場長期的抗戰

如果成癮的相反是連結,那麼協助復元，就不能只靠禁絕、驗尿、懲罰或個人意志。我會把它收攏成三個原則。

其一，清理創傷、培養心理韌性:透過真誠的陪伴、正向的社會連結，以及在逆境中一點一滴的學習,協助一個人慢慢修復。其二，多元整合的治療:把身心科的藥物、心理諮商、人際與職業的訓練、家庭支持與社會資源接起來,幫助他重新和真實的生活連上線。其三，也是最需要耐心的——接受這是一場長期抗戰:復元是進進退退的歷程,復發不是全盤皆輸,而是重新學習一種非成癮生活方式的機會。我們要學會為微小的進步鼓掌，陪著他在跌跌撞撞裡，一寸一寸地認識自己。

而這一切最終指向一個更大的功課:復元，不能只停在個人身上，它必須擴展成一種「社會性的復元」。真正的解方，是去打造一個更像「老鼠樂園」、而不是孤立牢籠的社會——一個能承接人、讓人重新連結、重新找到位置的環境。

課上到這裡，我把問題還給學生，也留給自己:成癮，究竟是疾病、是犯罪、是創傷的結果、是一種適應方式，還是多重系統困境下的一種生命策略? 如果有些人並不想戒、也不認為自己受了害，我們這些「工作者」該把自己放在哪裡?那些驗尿、通報與評鑑的制度，會不會在某些時刻，製造了比用藥本身更大的傷害?

我沒有標準答案。但我愈來愈確定的是:當我們願意先把「毒蟲」還原成一個人,願意去聽懂他用藥背後的需求與處境——我們才算真正站上了那條，可以陪他走一段路的起點。

# 寫於20260915政大減害課後